全面抗日战争进入中期以后，我党隐蔽战线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也称“十六字”方针）。这项经过党中央多次指示逐步发展而形成的、根本性的方针政策，对我党地下工作具有十分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酝酿：实行彻底的转变

大革命失败后，“严格的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成为党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的主要内容。

1927年8月，党中央紧急召开八七会议，决定把党的活动方式从公开、半公开有步骤地向地下秘密状态转变。瞿秋白主持起草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指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秘密状态下党的工作的基本条件是“极严格的秘密规律”。

随后，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指出“党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须的条件之一”是“严格的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1928年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指出，“在白色恐怖厉行之下”党“只能极端秘密的存在”，并要求在工作中“严守最秘密的规例”和建立秘密机关等；1928年10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工作计划大纲》再次指出，党中央应把“秘密党的条件”作为“一切工作”的原则之一。这些关于要求保守党的秘密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党保存了有生力量。

但就全国范围内的白区工作来说，这一时期我党“没有从政治上着重的提出，使党确定的转变成为秘密党”，而且“一个公开党转变成为秘密党是一个最大而最烦难、最艰苦的任务”，党在组织上是“大大的削弱了”，“数十万党员牺牲了，还有数万人被国民党监禁着”（刘少奇语）。党在白区的工作，尤其是在北平、天津等地的工作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北方地区的党组织大多数被破坏。

基于这些情况，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党中央集中对白区斗争经验作出总结。多名党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相近的看法。

1937年4月，刘少奇在写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党在白区的工作应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机会去工作，以便使党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

5月，党白区代表会议闭幕后，毛泽东接见了上海等地的代表，在谈话中强调了白区工作要深入群众、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打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到稳扎稳打、逐步提高。他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的，地下工作要有长期打算，要善于积蓄力量；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群众运动要有真正的群众参加；开展群众工作，不要在乎群众的数量，而要稳扎稳打，逐步提高；要善于隐蔽精干，保存实力。

而在“七七事变”的前几天，周恩来在上海同刘晓、潘汉年的谈话也提及：放手搞群众工作不能离开荫蔽（即隐蔽，下同）的原则，要注意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抗战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不要因一时胜利而忽视了积蓄力量。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

成形：长期地下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党在国统区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十六字”方针不断发展完善。

比如，1938年3月21日，党中央明确指示，党在被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的主要任务，是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1939年5月26日，党中央在《关于在国统区保存党员干部的指示》中要求白区党的干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同年10月7日，中央书记处向东南局和江苏省发出专电，强调地处敌占区的上海党基本方向应该是长期埋头苦干，积蓄力量，所以党的组织求精不求多，不应大量发展。12月，毛泽东又提醒全党：“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1940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愈演愈烈，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把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加强对各根据地的“扫荡”与封锁，妄图不断蚕食和消灭敌后抗日力量。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动摇、倒退、投降和分裂活动日益严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并于1940年3月拼凑成立了日本占领区内的伪“中央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在继续抗日的同时，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国民党顽固派则不断策划反共行动，制造军事摩擦，直至掀起反共高潮。

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为了坚持我党在国统区、沦陷区的工作，使党的力量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党中央总结长期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政策。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给东南局的指示（即《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强调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与“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两个月后，即1940年6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报告提纲《目前形势与我党政策》中又说：党在国统区执行隐蔽政策，精干政策。7个月后，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再次指出：“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这一指示对党在国统区工作方针作了完整的概括。

实践：贯彻政策取得实效

“隐蔽精干”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党在国统区的具体工作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与党“三勤”“三化”政策相统一，是大后方党的组织路线的一个重大发展，不仅适用于抗日战争时期，也适用于解放战争时期；不仅适用于国民党统治区，也适用于沦陷区和敌后城市工作。因此，各级党组织纷纷把贯彻“隐蔽精干”政策作为党组织工作和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积极传达贯彻。

1941年2月25日，北方局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指出，“还有同志不了解中央关于敌占区工作所采取隐蔽精干与长期埋伏的总方针”，要求“必须正确了解与坚决执行中央关于隐蔽精干与长期埋伏的敌占区工作总方针”。3月15日，北方局又发出《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要求敌占区党组织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总方针，要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精干地发展组织，对敌伪军及伪政权，应采取长期争取与埋头苦干的方针，对两面汉奸，也尽力争取之。对广大群众则耐心团结教育，以便积蓄和准备反攻力量。在工作方式上，应注意秘密与隐蔽，力求职业化与群众化，争取合法与公开存在，设法深入敌伪组织和群众中去活动。

4月15日至5月22日，南方局召开会议，总结研究党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中央确定的组织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是很正确的，但这种政治路线是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保证才能完成。”他提出“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组织方针“还在发展中”，“要求我们对过去的经验加以检讨”。

5月12日，《陕西省委关于目前进行支部工作的指示》指出：“在目前国内外时局紧张变化，日寇有侵入陕西可能及陕西国民党区域反共特务活动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党的组织任务是采取一切办法避免国民党一网打尽的恶毒阴谋，保持党的组织存在。”为此，省委要求各级党委严格遵守“支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以目前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隐蔽精干、多交朋友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原则进行支部各方面的具体转变工作”这一组织政策。

8月24日，关于晋西南工作方针，中央书记处指示：党在晋西南阎的统治地区内的组织的基本方针，“应该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组织要短小精干，重质不重量”。

12月23日，山东分局对胶东城市工作作出指示，要求胶东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派绝对可靠的同志去检查整理，把庞杂松弛的组织给以改造缩小，把异己投机或有问题的分子给以洗刷，以便其合于隐蔽精干的政策。注意要把精干的、成分好的、能隐蔽的同志作为城工的基本组织，其余的即可做敌伪工作，等等。

总之，根据党的“隐蔽精干”政策，沦陷区、国统区的党组织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自身建设。这些措施对防止敌人破坏，巩固和发展党在沦陷区、国统区的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起到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的“隐蔽精干”政策已不适用，但其体现的党对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视，对严明保密纪律在今天仍然有不可忽视的教育意义。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