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是唐太宗在贞观初年下令编纂的一部典籍，汇集了唐朝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精髓，是创建“贞观之治”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精华
《群书治要》是魏征等社稷之臣从唐前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精选的六十六部典籍中撷取最精粹的治国理政智慧，汇集而成，其内容涵盖“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以及诸子百家，如墨、道、法、农、兵家等。所以，称它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毫不夸张。尤为可贵的是，《群书治要》摘录的少数原著在五代之后便已失传，唯有《群书治要》保留了其精华内容，如《尸子》《昌言》等，这使《群书治要》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
唐太宗为何要编纂《群书治要》
唐太宗从十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当上皇帝时也才二十几岁，对于治理国家，积累显然不够。因此他迫切希望学习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智慧。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萧瑀说：“朕从年轻时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良弓，于是拿给弓箭师傅看，结果他却说，这些弓都不是上好的良弓。我询问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正，就使木头的纹理歪斜，这样的弓虽强劲有力，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良弓。从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一生所用弓箭已经够多了，但尚且不懂识别弓箭的要领。而我得到天下的时间很短，对于治国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偏失，更何谈掌握治国的要领呢?”
从此，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省的官员，向其请教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并仔细询问宫廷外面之事，以对百姓疾苦和政教得失有详细了解。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国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何原因?”王珪说：“古代帝王治国，大都崇尚清静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如有解决不了的疑问，都会引经据典，参照经书进行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用刑律治国，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纯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唐太宗听了，深有同感。从此，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懂得治国之道者，都得以提拔并委以重任。
唐太宗善于听取谏言，特别重视用儒家伦理教化方式来治理国家。这点非常难得。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般领导者都会因看到严刑峻法迅速的成效，而忽视道德教育。唐太宗却深信圣人的教诲，这也是他能够创建“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
唐太宗希望不仅与群臣探讨治国经验，而且能随时翻阅古圣先贤治国的教训。于是他命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整理从五帝到晋朝几千年间治国理政的史料，将其中修齐治平的精要，汇编成书。
贞观五年，《群书治要》编纂完成。魏征在序文中称赞其历史价值：“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可见，《群书治要》是一部鉴往知来的治世宝典。唐太宗认为这部书广博而切要，日日手不释卷地阅读。他希望运用古圣先贤的智慧把大唐治理安定，而且为天下做出一个“善治”的示范。
唐太宗的治国成效
受《群书治要》的影响，唐太宗以能用贤纳谏、尊儒重道、勤政爱民而著称。他以文治天下，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很快便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七年，唐太宗和魏征漫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恐怕不能迅速实现大治。”魏征说：“并非如此，大凡人在危难困苦时就忧惧死亡，忧惧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教化。因此，大乱之后更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更易满足。”
唐太宗说：“贤明之人治理好国家尚且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做到呢?”《论语》中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所以，唐太宗认为，要恢复太平，即使是贤明的人来治理，也需上百年。魏征却说：“这话是对一般人来说的，并不能用在贤明之人身上。如果贤明之人推行教化，上下同心，就会像响之应声那样迅速。事情不求迅速，也会很快推行下去。一年就能见成效。”
唐太宗认为魏征说得有理。但封德彝等却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逐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严刑峻法来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却没有成功。怎么说是可以教化，却不去教化呢?如果相信了魏征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
魏征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并没有把百姓换掉，但他们仍能够把百姓教化好，可见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的治理者是否施行了教化而已。读古书记载可知，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天下大乱，而胜利以后，天下很快太平;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昏乱淫虐，商汤将他赶走，但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荒淫无道，周武王便起兵讨伐，但到了武王的儿子成王时，也实现了天下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么到现在这百姓都应该变得和鬼魅无异，还能实行教化吗?”
封德彝等人无法辩驳，但坚持认为魏征的建议不可推行。魏征引经据典，终于说服了唐太宗。唐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结果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也被打败而臣服。
唐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不能搞王道，施行道德教育、圣贤教诲，只有魏征劝朕推行。朕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达到中原安定、边远外族臣服的结果。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首领却佩刀值宿来做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大唐的衣冠。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征的功劳。”
可以说，贞观盛世的创建，与唐太宗运用《群书治要》的理念，以身作则，重视道德教化，并制定了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体制密不可分。不仅如此，《群书治要》被日本人从唐朝带到日本后，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