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刑制中有两处较特殊的规定——“置”与“赎法”。针对这两处规定，清代法学家、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在其撰写的《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四》中，分别予以了考证。
置，即罪犯被处以迁徙或迁到“口外”，轻者安置为民，重者充军。所谓“口外”，泛指长城隘口以外，长城以北地区。为民与从军的不同，在于为民仍保留普通人的身份，而从军则完全失去了自由，必须接受军事化管理，被强制参加屯田劳作。
《明史·刑法志》对此的记录是：“流有安置，有迁徙，去乡一千里，杖一百，徒二年。有口外为民，其重者充军。充军在明初唯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军有终身，有永远。”
这就是说，所谓“置”是指流刑的安置，有两种。
一种是“迁徙”，也即上文所说的“去乡一千里，杖一百，徒二年”。以犯人所在地为起点，迁到一千里以外的地方，还要杖一百，徒二年。
另一种是迁到“口外”。沈家本认为：“迁徒即唐律之杀人移乡千里外也，不在三流之列。”流刑有三等，分别是两千里、两千五百里、三千里，故称“三流”。
至于明代的“赎法”，《明史·刑法志》有这样的记载：“凡赎法有二，有律得收赎者，有例得纳赎者。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定赎罪事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迁徙者俸赎之。永乐（明成祖朱棣年号，公元1403至1424年）十一年（公元1413年）令，除公罪依例纪录收赎及死罪情重者依律处治。其情轻者，斩罪八千贯，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贯，流徒笞杖纳钞有差。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这实际上是以赎替代死刑。
“天寿山”即北京昌平天寿山，原名黄土山。朱元璋昭定帝后合葬制度。成祖朱棣徐皇后去世，朱棣为其选择陵地，就是为自己选择冥宫，自然十分慎重。经多方勘查，风水测定，陵寝选在昌平黄土山。于是黄土山更名为天寿山。
古人习惯寿分下、中、上：88岁为下寿，又称米寿；108岁为中寿，又称茶寿；118岁为上寿，又称天寿。天寿，犹言天年，即人生命自然生长之年限，意为长寿。“发天寿山种树”实际上就是发到皇陵服劳役。
对明代的刑罚制度，《明史·刑法志》有一段很好的总结：“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羣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而后乃滋弊者，由于人不知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英、宪以后，钦恤之意微，侦伺之风炽。巨恶大憝（音同“队”，意为恶），案如山积，而旨从中下，纵之不问。或本无死理，而片纸付诏狱，为祸尤烈。故综明法大略，而以厂卫终之。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这段文字，首先述说了明太祖朱元璋从建国初期严惩元代遗留的不良风气，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但这种规定，只能行于一时，朱元璋之后，就逐渐松动、变化了。
其实，人们不知道律法是假，不顾法律、肆意妄为是真。社会发展、情势变化，掌权、执法的人不同，为了应付新的情势需要，当然免不了因人设例、因事设例，产生诸多弊端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法律中的“例”，就是“案例”，是经批准的、被明确规定的可以比附的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案例”。如明代重要的法典《大明律集解附例》，就是把律与例汇编到一起。
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明宪宗朱见深（后更名为朱见濡）以后，形成了侦查、窥伺告密的风气。各种大案堆积如山，而皇帝却不问朝政。许多案件，依据案情并没有判死刑的道理，但一纸告发信，就能形成惨烈的诏狱。
最后，《明史·刑法志》认为，明代法制的大略情况，是以厂卫的出现为极致。刑罚制度中，创制自明的有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等刑种与机构。就是这些刑种与机构导致草菅人命，且它们代代相传，最后登峰造极。朝野上下，人们的命运，听凭那些掌握权柄的武夫、宦官们颐指气使，实在是可叹啊。
可以说，上述观点鲜明地表达了《明史》编纂者，对明人自创的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等机构的批判态度。
沈家本也对明代法制作出了评价。他说：“综论有明一代刑政，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未尝偏废也。”这是对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刑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他又说：“惠帝专欲以仁义化民，元年（明惠帝朱允炆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其后仁宗、宣宗、孝宗，政治清明，刑法最称平恕。”也就是说，明惠帝及其后仁宗、宣宗、孝宗都是政治清明的时代，刑法最为持平宽仁。尤其是惠帝建文元年，年终囚犯只有高祖时代的十分之三。
但对于明成祖朱棣，沈家本批评道：“用刑之惨毒，莫甚于成祖。”这是明代乱法的开始，其后就有“英宗时，王振乱政，刑章大紊，然帝心颇宽平。霜降审录重囚，实自天顺始。情可矜疑者，得沾法外之恩，实仁政也。”沈家本指明，英宗时期虽然有变故，但英宗本人还是宽和持平的。特别是英宗天顺时期，创制了“霜降审录重囚”的制度，能够及时审录重刑犯，实施了仁政。
不过，此后的明代，沈家本认为一帝不如一帝：“宪宗多秕政（不良的政治措施），而于刑狱犹慎之。武宗时，刘瑾专权，冤滥满狱。世宗意主苛刻，中年益肆诛戮。神宗性仁柔，而独恶言者，内外官杖戍为民者至一百四十人。后不复视朝，刑辟罕用，则又失之废弛。熹宗昏乱，阉竖用事，酷虐极矣。”
他还说：“庄烈帝锐意综理，时国事日棘，重法以绳臣下，救过不暇，而卒无救于乱亡。”意思是，尽管庄烈帝朱由检积极理政，但国家病入膏肓，改正与补救为时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