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艺术博大精深，据统计,其剧目总计达5800余个，流传至今的有1300多个。其中虽有糟粕，但也有不少“借高台以施教化”的优秀剧目，久演而不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人的思想和行为，《四进士》（香港影星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审死官》剧本改编自粤剧《审死官》，而其最早的原型则来自京剧《四进士》）就是代表。该剧蕴含的浓厚廉政思想，对防止干预司法、过问案件的鲜明态度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直到今天也有积极意义。

　　《四进士》，又称《节义廉明》《宋士杰》，为京剧传统骨子老戏，以马连良、周信芳两位大师的表演最负盛名。其剧情是：明朝嘉靖年间，毛朋、田伦、顾读、刘题同年得中进士，因朝中严嵩专权，四人在恩师海瑞荐举下出京为官，毛朋授河南八府巡按，田伦授江西八府巡按，顾读授河南信阳州知府，刘题授河南上蔡县知县。四人共约赴任后不得违法渎职，以报海瑞荐举，分别之时，在双塔寺盟下誓愿：“此番出京，帘外为官，如有人密札求情，官吏过简，贪赃枉法，匿案准情者，准备棺木一口，仰面还乡。”

　　河南上蔡县姚廷春妻田氏（田伦姊）谋夺家产，毒死其弟姚廷美，又串通弟妇杨素贞之兄杨青，将杨素贞卖予布商杨春为妻，杨春悯素贞遭遇，自愿撕毁卖身契，代其鸣冤。适遇毛朋乔装算命先生私访，乃代其写状，嘱赴信阳州控告。途中杨素贞与杨春失散，被曾任刑房书吏的宋士杰所救，并认为义女，携至州衙告状。田氏闻知，遂请其弟田伦给信阳知府顾读写信以代通关节，信中：“上写田伦顿首拜，拜上了信阳州顾年兄。自从在双塔寺分别后，倒有数载未相逢。姚家庄有个杨氏女，她本是姚家不贤人。药酒毒死了亲夫主，反赖大伯姚廷春。三百两银子押书信，还望年兄念弟情。赢得官司归故里，登门叩谢顾年兄。”田伦令差役送书信及三百两银子给顾读，夜宿宋士杰店中，被宋士杰偷窥信文并记录于衣襟之上。顾读见信后徇情枉法，释放田氏，拘禁杨素贞。宋士杰为之鸣不平，被杖责逐出。后杨春在宋士杰指点下往河南八府巡按毛朋处上告，宋士杰当堂念出书信内容，毛朋秉公审理，判斩田氏及其夫姚廷春，刘题、田伦、顾读则分别因“好酒贪杯、不理民词”“官吏过简、密札求情”“贪赃枉法、匿案准情”被治罪。

　　剧中，田伦为包庇其姊田氏之罪，向其同科好友顾读“密札求情”，除贿赂其三百两白银外，还承诺赢得官司后再“登门叩谢”，属于典型的“说情、打招呼”，干预司法、过问他人审理的案件。而顾读“贪赃枉法、匿案准情”，更是罪不容恕。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维护统治秩序，对官员贪污贿赂、徇私枉法、互相勾结以及过问案件的行为予以严厉禁止。

　　《唐律疏议·名例》中最早规定“六赃”，即“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坐赃”，对包括官吏贪污贿赂在内的犯罪进行规制。据《唐律疏议·杂律·坐赃致罪条》，“坐赃者，谓非监临主司，因事受财，而罪由此赃，故名‘坐赃致罪’。”“坐赃”相当于“兜底”条款，适用于前五种情况之外，官员取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为求曲法之事，托人说情，唐代称为“请求”，无论官民，为人请求皆为犯法，官员允诺与之同罪。坐赃主要打击的是监临主司之外的一般官吏, 利用手中的权力, 或与监临主司职务上的关系, 或其他亲友关系贪污受贿, 缘情卖法。（孙玉荣：《唐代刑事立法中的“赃罪”》，载《法制史话》1995年第2期）。

　　明朝实行“重典治吏”，《大明律·吏律·职制》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对于官员贪赃枉法，大明律在唐律“六赃”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官吏犯赃的规定，其“六赃”之一的“坐赃”专为官吏而设。（黄晓亮、马鄢君：《〈大明律〉关于贪污贿赂犯罪之规定的立法特色及其启示》，载《刑法论丛》2014年第3卷（总第39卷））《大明律·刑律·受赃》不仅明确规定“官吏受财”“事后受财”等情形，还对“与钱人”即行贿方“有事以财请求”进行单独规定。田伦“官吏过简、密札求情”，结党营私，已触犯封建律法禁忌，按律当斩。而在明朝，贪赃一贯钱以下处以杖刑七十，贪赃八十贯钱即处以绞刑（李靓：《京剧〈四进士〉表演中蕴含的传统法律文化》，载《中国艺术时空》2018年第6期），顾读受贿白银三百两，合三百贯，已远超绞刑的量刑标准。

　　本剧中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那就是田伦的求情信恰好被案件原告的关系人（即杨素贞的义父宋士杰）获知，虽然是剧情设计，但也隐含着一个道理，它告诫我们：违法干预司法、过问案件，可能一时不被外人所知，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违法的勾当迟早会东窗事发。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即“三个规定”，是防止干预司法的“高压线”、防止司法人员过问案件的“防火墙”、防止司法勾兑和利益输送的“隔离带”，必须不折不扣地严格落实到位。虽然封建时代的防止干预过问在性质目的以及科学性、体系性上与当前的“三个规定”有本质区别，但体现于京剧剧目中的廉政思想和公正追求契合人民群众的一贯期望，我们不妨从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发挥其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和内在精神，使其成为廉洁司法的生动教材。